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导致了世界上三个深刻的变化:结束了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统治,结束了苏联本身。这三个事件在时间和逻辑上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本文摘自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对某些答案的思考。

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自有它发生的道理,但这决不意味所有其他联合是不可能的..

——亚历山大·赫尔岑
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1991年,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帝国和旧的权力,而我代表俄罗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在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失去帝国形象,苏联就不能存在。如果没有暴力形象,帝国形象也就不能维持。
——鲍里斯·叶利钦
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导致了世界上三个深刻的变化:结束了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统治,结束了苏联本身。这三个事件在时间和逻辑上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由列宁听定义的“社会主义”注定要灭亡,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的基础上。只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离的警察国家才能让这种类型的政府存在几十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了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明显依据,正像它为共产主义政权提供了内部和外部敌人。非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成分的存在威胁着苏联的统治制度。
因此,只要主要大国不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
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相反,苏联的国家则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但它在形式上却是主权共和国的自愿联邦。戈尔巴乔夫对此进行了挑战,他要使之名实相符,把帝国国家转变为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国家。当这一努力失败时,这个国家本身也就解体了。
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苏联的经济正面临危机,虽然其政治制度看来还非常稳固。感觉敏锐的观察家们自信地预测,苏联经济将不能同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进行竞争,由于它排斥根本改革,它将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必将加剧,并伴有潜在的爆炸性压力。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事件究竟发生在10年内,还是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中。
对于那些强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并不令人乐观,更不用说那些比苏联的强制手段远为逊色的国家。在凯末尔及其“青年土耳其党”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称做“欧洲病夫”的时间有一个多世纪。在哈布斯堡玉朝的拼凑帝国受到1848年革命的剧烈动摇后,它延续了80年,在它同匈牙利达成重要妥协、建立了奥匈帝国后,它又延续了50年。中国的王朝在度过了兴盛期后,一般还要苟延残喘一个多世纪。
为了理解为什么冷战在1989年结束而不是在2089年,为什么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不是在2091年,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发生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而并未伴随大规模的暴力,我们必须考虑人民所做的实际决定。人们做决定的环境受到社会和经济趋势的影响,而与个人感情因素无关,但政治领导人所做的决定,却可以规定事件的时机和性质。
谁?什么时候?
在苏联解体以后三个月,我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并分别会见了10余位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我把有关过去事件的特定问题拟了一个目录,但我更想深入了解的是,对于苏联解体如何发生,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因此,我每次谈话都以两个问题开始:“谁是苏联解体的关键角色?”“决定性的事件是什么?”后来,我还访问了其他人,并以若干回忆录中的内容加以补充。
当然,我并不期待人们,特别是亲身参与其事的人们对如此复杂的事件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意见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
一些人认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苏联的制度注定要被忘却,因为把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阻止那种使它能够生存发展的变革。尽管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最终能够拯救它,但多数人愿意指出某些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决定加速了该制度的解体。其他人则认为,把苏联转变为近代民主国家并使其领导人对人民完全负责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关于关键的角色,至少有五种意见:有人认为是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还有人认为是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或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最后,一两个人把这个荣誉归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每个人对其回答都有充足理由。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是克拉夫丘克,因他领导乌克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致使任何可能的联盟都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乌克兰,他们认为,联盟就难以运转,因为俄罗斯与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在面积和人口上都相差太大。要在联邦甚至邦联中建立一种平衡,至少要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共和国。
其他人,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不同意这个逻辑。他们认为*使没有乌克兰,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以及或许一两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就能构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联盟。只有一个共和国是不可替代的,那就是俄罗斯。因此,叶利钦是关键角色。如果不是他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协力建立了独联体,那么,为了共同的利益,就可能拼凑出某种邦联。
“不对。”其他人说,这些人包括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和谢尔盖·斯坦凯维奇,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刚愎自用,不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忠诚于一个已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其个性具有独裁主义特点,这使他不能自愿地把各共和国领导人所要求的那种权力移交给他们。总之,他领导上的失利决定了他所领导的国家的解体,没有其他任何政治人物能够拯救它。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永远忠实于主人,他对上述说法都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在8月份不发生那次未遂政变,就有可能签署联盟条约。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关键角色。毕竟是他组织了那次政变,没有他的合作,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动政变。
斯塔尔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主要的罪犯,他还指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在他任苏联领导人期间,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及民族问题,允许地方“黑手党”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在苏联许多共和国里攫取关键性权力,这一切为瓦解苏联提供了条件。
当我问到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事件时,意见依然不一。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认为,1989年11月推倒柏林墙是关键事件。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并使用了他特有的夸张语气:“砸在柏林墙上的第一锤宣告了苏联的终结。”然而,这并不是他在1990年或1991年初的判断,而似乎是后来的追述。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是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俟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正式从属于俄罗斯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可原谅的。
伊万·拉普季夫认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0年夏季批准成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关键事件。由于新的俄罗斯共产党为党内保守分子所控制,使党严重分裂,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
其他人,包括前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秋季“转向正确方向”一事是决定性事件。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背弃了他同叶利钦的协议,不再执行沙塔林计划,也不同那些后来背叛他的人组成政府,他为持续到第二年的戏剧性事件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亚美尼亚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认为,关键性转折点是在1991年1月1日,当时各共和国开始控制税收,并开始限制移交给中央预算的税款。
“不,那些的确是严重的问题,但在1991年初,还是有可能拯救国家的。”另一派意见指出。有些人认为,1991年1月在立陶宛使用武力一事是不可逆转的关键性时刻。“半心半意”地使用武力使每个人都感到不满:那些主张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和杀人,而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苏联完整的人认为他背叛了他们,因为他后来也谴责使用武力。
维塔利·特雷季雅科夫是影响很大的《独立报》的编辑,他认为,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一事是转折点。“当1991年6月即将过去时,”他在一年后写道,“苏联的解体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其他人认为,那个时间仍不准确。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从立陶宛的1月暴力和把军队开进莫斯科的3月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迅速采取行动加以改正,那么,建立不同类型的联盟还不算太迟。如果他在1991年夏初就同9个共和国缔结联盟条约,并以诸如索布恰克甚至亚夫林斯基那样的人来取代帕夫洛夫,并迫使共产党组织成为反对派,他本来能够重新恢复改革势头,并阻止那次未遂政变。
对那些持同样看法的人来说,8月政变注定要使苏联解体。当时已绝对不可能返回到从前;以后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维持联盟。
然而,有些人认为甚至在1991年8月的最后1周,完全解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许多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政治野心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对抗,某种形式的联盟——或许是部分邦联,部分联邦——仍是行得通的。在他们看来,直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的狩猎小屋中进行了成功的“密谋”之时,建立一个松散而又民主的邦联仍是有希望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长期积怨,解体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历史中的个人因素
到1991年12月,即使不谈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个人积怨,俄罗斯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摧毁苏联。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全部遗产,由于俄罗斯基本上是由中央各部直接控制,所以俄罗斯或者利用联盟的机构;或者摧毁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机构。否则,行使权力的竞争只能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对抗。
然而,这种考虑以及人们所提出的其他理由很难说是最终的。有些人也提出了若干有充分根据的论点,主张俄罗斯仍作为一个更大的联邦或者邦联的一部分,即使它不包括乌克兰。首先,一个更大的国家将更容易处理大量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如果由联邦控制核武器,就能够避免经年累月的谈判和不确定性。联邦也将有权保卫其边界,而同时不会刺激俄罗斯,使其重新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此外,联邦所保持的开放的内部边界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联邦制度也可以提供一个途径,以便更好地处理各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冲突,如果所有共和国都是完全独立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更好些,叶利钦完全可以选择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政府。事实上,是否让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舞台,很可能取决于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的某些朋友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决不可能进行合作,因为叶利钦一直想取代戈尔巴乔夫,他绝不满足于处在从属地位。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能够同叶利钦合作,利用他的能量和对公众的感染力,以支撑改革努力。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力图加快和扩大改革的努力反应过度,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需要领导层中有叶利钦这样热情支持改革的人,以保持对保守派的压力。然而,个人因素战胜了政治考虑:戈尔巴乔夫不希望与一位有感染力的同事分享明星的荣耀。他只有同沉默和平庸的伙伴在一起才感到舒服,这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不但对叶利钦是这样,而且通常对他所挑选的所有人员都是这样。
很难相信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一直非常憎恨。直到1989年春,他在私下和在公开场合还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队伍中。他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从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伙伴。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在1988、1989或1990年都没有得到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当时是存在的。
即使叶利钦证实他无疑在公众中很受欢迎,他有能力推销戈尔巴乔夫想推行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仍继续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反对他,甚至仍在利用克格勃的卑鄙伎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确曾暂时停止批准对叶利钦有人身危险的行动)。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后,他决不会再被漠视,每当他们俩达成协议,总是戈尔巴乔夫违约,他总是指责叶利钦玩政治游戏。叶利钦的滑稽动作和哗众取宠的嗜好无疑令人厌烦,但他从不违背主要协议,而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0月有关沙塔林计划的问题上,以及1991年5月有关亚夫林斯基改革尝试的问题上,都违背了原来的协议。
看一看公开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像叶利钦这样自傲的人是怎样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发自内心的憎恨的。
说到那一点,人们必须承认,叶利钦常常以不负责任的要求来使关系恶化,他的观点常常前后矛盾。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的行为,特别是1990年和1991年的行为通常是有意尽可能向戈尔巴乔夫展现他最恶劣的一面。他知道该如何从心理上激怒戈尔巴乔夫,并善于选择时机。1991年2月,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循例辞职:叶利钦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将试图利用党内强硬分子来赶走他。但这种展现在电视摄像机前的企图,正是叶利钦所需要的,为他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未意识到,正是他反对叶利钦一事,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使得叶利钦受到公众的欢迎。对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豪而且——直率地说——因其智力而傲慢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如果误入歧途,羞辱其潜在对手,然后他所采用的策略又使其对手深受公众欢迎,那么他便不可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以引导国家渡过艰难的危机。
苏联能够和平地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实际希望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能够及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合作。直到1991年7月29日为止(在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意将帕夫洛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解职),他们并未开始进行合作,应该为此受到更多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而在1991年8月21日以后,正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帝国变为联邦或邦联国家的希望破灭。就个人关系来看,两个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关系方面,历史将把他们两人都视为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们都让个人因素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他们竞争的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竞争,尽管在1991年12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但它决不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从1985—1990年年中,叶利钦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超越他的个人关系。
俄罗斯人目前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很大,并常常受到评论者同戈尔巴乔夫个人关系的影响。如果撇开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付钱或不付钱的“代理人”的歇斯底里和非常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种不同的思想派别:
1.戈尔巴乔夫只是“俄罗斯历史表层的一个脓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增加其权力,如果这些事情导致了改革,那也只是其他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2.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确进行了改革,但他后来迷失了方向。社会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们的能力。因此,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他所发动的改革的牺牲品。
3.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改革者,无论如何,他不得不对付党的领导,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如果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改革,党就会剥夺他的权力。
因而他采取了战术上的妥协,并设法使自己不受党的控制。他认识到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并变得越来越激进,如果他再能得到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成功地摧毁共产党,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并保持一个以苏维埃共和国为核心的邦联制联盟。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彻底的改革者。他在1992年3月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每一个在其统治初期试图进行改革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其统治的末期都变成了反动分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为一例:亚历山大最初支持国务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宪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对面前,他自己也把宪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动,逐渐变成反动分子,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改革者就是那样因环境的压力而改变!从而开始反对他们当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对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大声说。接着,他否认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始终维持道义立场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决不放弃我最重要的政治选择。这是道义的选择。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慕尼黑讲话中所说的是正确的。有些人否认他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其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正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1989和1990年初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有可能逐渐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他支持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变革,但这一支持并不总是无条件的,有时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是,只要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就决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变化。与他的大多数政治局同事不同,从1988年起,戈尔巴乔夫通常支持民主变革,而不是仅仅维护共产党的狭隘利益。当这样做不成功时,戈尔巴乔夫首先避免被剥夺权力,然后再推行其计划。
当然,他的判断并不总是无可指责,他的许多错误——我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其内容,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他在1990—1991年的冬天同反对改革的人结成了暂时同盟,但他始终拒绝授权使用武力来维持其权力。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如他在慕尼黑演说中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所有具有改革思想的执政者,当他们发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时,都放弃了改革的努力。在1990或1991年,戈尔巴乔夫有好几次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并将苏联社会中被压制的力量重新集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尽管他有时已经极为接近这样做,但他最终还是拒绝镇压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组织和民主活动。
为了这种贡献和这种先例,俄罗斯向他表达了他应得的敬意。
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不过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的、苏联偏狭观念的教条主义卫道士,变成了一个为人类普遍价值而战的战士。他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这对克服由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孤立、敌对和同外部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他并未制订出结束冷战、消除东西方分裂的特别方案。但他逐渐认识到,苏联能够因加入世界大家庭而获得好处,当他为了与世界和平相处、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依据以论证自己的行动时,他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的声明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声明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因为戈尔巴乔夫根据它们重新确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他依据他所宣布的新的原则行事:同意最终在平等的基础上削减武装力量,终止苏联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允许东欧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反对它在中东的前保护国的侵略行动。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
在自命为“现实主义者”的人看来,建立在“普遍人类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某种感情用事的色彩,但这是不正确的。任何外交政策,如果建立在使邻国贫穷的基础上,或以牺牲他人来获取单方面利益,从长远来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往往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就出现了毁灭性冲突的危险,它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可能得到的任何正当利益。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经过精心拟订,以便不违背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外交政策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它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应该忽视其自身的利益,而是认为,其利益不应理解为只是单一的阶级、集团、意识形态或民族的排他性利益。国际社会将不会因冷战结束所创造的机会而得到好处,除非它找到一种方式,能把这种哲学原则应用到正常的国际活动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新秩序。
戈尔巴乔夫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并没有抹煞这一事实,即他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更宏伟目标——把苏联转变为依据法治进行管理的自愿的国家联盟,建立起按照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标准运作的市场经济。对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梦想。要走的路太远,障碍太多,范围太模糊,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完成这一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朋友认为,如果在1989年或1990年初,他就能够提出他在1991年夏天愿意接受的那种邦联,他本来可以维持苏联,至少以一种缩小的规模,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但包括其他多数共和国。他们指出,各共和国领导人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有以这个“礼物”做交易——当他们就各自共和国经济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仔细的考虑时,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中央机构。
1992年9月,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我向他提出了该问题。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没有更快地准许各共和国享有真正的独立是犯了错误。
“杰克,可以看出你现在是教授,因为你的问题书生气十足。”他回答,“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走得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让我问你:如果我在1989年提出邦联,对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中央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罢免你。”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们将会提前开会,毫不迟疑地把我赶走。甚至可以说,直到1990年初我开始谈到邦联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反对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终与他们进行斗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动,不应该以我有行动自由的假定作为评判我的依据。”戈尔巴乔夫有一个观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改革派评论家对此都不赞成。他认为,对于党的领导强烈反对的政策,他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他在进行改革时,必须经过精心准备,有时还要采用欺骗手段。他必须设法掌握权力,迫使或者欺骗共产党去做它一直反对的事情。有时,甚至他的错觉也能起某种作用,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
戈尔巴乔夫误认为,苏联共产党能够变为进行根本变革的工具,这种错觉搅乱了他的政治判断力,直到叶利钦迫使他公开面对共产党背信弃义的证据。但客观地说,该错觉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它对采取步骤降低共产党的权威,并最终使之解体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步骤恰好需要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认可,而其权力又正在遭到逐步削弱,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能使共产党的官员确信,尽管在进行改革,党仍然能够继续掌权,他就不能采取这些步骤。
撇开他的错觉不谈,戈尔巴乔夫的策略也常常不是根据明确的战略考虑。他不应以共产党组织机构需要安抚为借口,在1987年那样处理叶利钦。他未能使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从而不得不使自己摆脱其控制,而他没有寻求尽早——比如说,1989年的某个时间——实行总统普选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鼓励改革派在1990年党的大会之前脱离共产党,允许反对派在俄罗斯共产党组建时控制该党,这些完全是自拆台脚。即使他不能公开支持诸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等改革派,他也可以避免侮辱他们,并提供暗中的保护,而不是进行恶意的公开批评。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对于改革的成功是关键的,但从1990年起,戈尔巴乔夫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就改革策略进行的争吵毁坏了本应很默契的战略联盟。
戈尔巴乔夫还低估了自1989年以来公众态度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私下里,他抱怨不能使改革的速度超过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实际上,公众的认识走在了他的前面。正是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没有跟上前进的步伐,当戈尔巴乔夫推迟改革的时候,他便疏远了社会的大多数人。当民意测验结果显示,60%以上的群众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时,他却仍在坚持捍卫“社会主义”。由于不了解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戈尔巴乔夫把一个又一个问题留给叶利钦利用。
我们该怎样解释戈尔巴乔夫那种似乎是故意视而不见的现象呢?如果他真诚地赞成改革,他怎能在判断人民时犯如此多的错误?他掌握着一切消息来源,他怎能对社会的变化和其本国人民的看法一无所知?
我认为,他的个性因素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
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这使他很难建立有效的顾问和咨询机构。他既没有正式的顾问班子,也没有非正式的顾问班子。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其成员进进出出,不时同他会面。但它们从来不是有效的顾问班子,原因有两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共事;第二,他从不把它们看作是真正的顾问班子,定期向它们咨询,认真对待它们。此外,他总是对它们说,而不是听它们讲。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生活似乎不是从事官方活动和公众事务,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能够为他提供同更大范围的人联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纽带。赖莎是他唯一的亲密朋友,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他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她的心理支持支撑着他,但是,她不能提供亲密的朋友圈所能够给予的广泛而深刻的咨询。此外,如果像瓦列利·波尔金一类奸诈的助手的确是靠拍马屁来维持其地位,那么她对人的判断力也像他的丈夫一样有毛病。
人们注意到,除了外国同僚,他没有任何私人朋友。1991年,若干苏联高级官员分别单独对我谈到,戈尔巴乔夫感到,与外国人相处比同本国人相处更自在。“他对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你比对我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亲密。”某个人说,“你可以与他进行更坦率的谈话,我们则不行。他在这里确实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也在于他总是任命二三流人物担任关键职务。由于他的形象日益退色,他对任何比他更受公众瞩目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特别是当他的权力衰落和他更不受欢迎的时候。因而他总是任命像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一类虚弱无能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即使不谈他们在1991年8月的背叛,他们的无能也导致了他的垮台。
最后,他对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信任和对克格勃错误消息的轻信,都证明是致命的弱点,他不仅没能摆脱克格勃对其个人安全的控制——在1988年克留奇科夫取代切勃里克夫时他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还因相信对国家真实情况的歪曲报道而误入歧途。任何国家首脑都可能偶尔被虚假报道所欺骗,但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发现和纠正长期存在的固定模式的虚假报道,他就不能做好他的工作。
列举戈尔巴乔夫的缺点很容易。更困难的是弄清在各种不同时期,在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不能肯定他在哪方面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他的改革进程走得更快,一个与1991年8月形成的阴谋团伙类似的小集团很可能更早发难,即在1990年秋天发动政变。那时的政变很可能有着比1991年8月政变更好的成功机会。叶利钦还没有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人还没有从立陶宛人那里学会如何亲自去保护议会;人们还不那么担心内战的可能性;比起九个月以后,“民主派”的人数还不是太多,组织得还比较差,也不那么自信。
在1990年,由于没有一位副总统和一位抱合作态度的总理的参与,没有任何一次叛乱自认为具有1991年的政变领导人所追求的那种合法性。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预防措施:更换国防部长,分流克格勃的某些关键性岗位,任命一个有能力的忠诚的总理,对任何人来,要组织政变本来都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之前面临被罢免的严重危险,他将因未能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受到责备。
然而,这些错误和错误判断不应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他所继承制度的勇气。如果像某些批评者所称,他的唯一目的是积聚更大的权力,那么,他所做的所有改革努力就讲不通了。只要继续使国家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下,他就能够保持他的个人权力。他改革这一制度,建立有限权力的代议制政府的努力,不应被解释为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改革是真诚的,尽管这些改革产生了他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说,俄罗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体制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出现了由他所倡导的变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我相信,俄罗斯最终将会承认,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领它摆脱了奴役和束缚。而他未能到达希望的彼岸则是次要的。
叶利钦的记录
在写作本书时,鲍里斯·叶利钦仍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他作为政客和政治家的记录仍在继续写。但我们对他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能说些什么呢?
同时代人对他作为苏联政治家的政绩意见分歧,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唯一不变的追求就是对权力的渴望,他的活动方式保持一个州级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特点。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粹派分子,是随风转舵的政客。其崇拜者否认上述特点,并指出,从1987年起,他始终支持最初的自由化和后来的民主化。他是前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同共产党完全决裂并彻底反对它的人。他们还指出,尽管他具有共产党的经历,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不回避直接选举的考验。
无疑,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戈尔巴乔夫更有思想,更能谋划,叶利钦则更多地凭直觉,更为冲动。戈尔巴乔夫受过更好的正规教育,他享受了国家第一流大学所提供的很多有利条件,超过了叶利钦进入的州级建筑学院。但两人都因在共产党组织机关中长期和成功的工作而获得了专门的经验;他们最初都是因为担任州的第一书记而出名。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他的父亲是个拖拉机司机,但他有幸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的出色记录——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作为共青团领导人的,使他在回到家乡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先是担任共青团领导人,然后担任党的领导人,他迅速地而且似乎是自动地晋升到一个个要职。
叶利钦没有从最初的有利条件中得到好处:他不得不靠着他的智慧、意志甚至蛮劲奋力向上爬。其结果,两个人对权力有着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认为那是他应得的,而叶利钦则认为那是他争取到的和赢得的。
叶利钦确实是一名斗士。但他是根据规则来战斗。人们认为,他的竞选运动,他在议会中的策略,直到他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在任何民主国家中都是正常的。他当然也攻击其对手的弱点,利用他们的错误,有时还作出他不可能完成的许诺,但是,只有那些仍拘泥于一党专政思想的人,才认为这种行动是反常的。
1990—1991年冬,当戈尔巴乔夫正在为是否授权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而踌躇不决时,叶利钦的坚定立场及西方的警告,可能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避免了一个将造成悲剧和流血的错误。尽管叶利钦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捍卫民选议会,反对武力解散,但他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一事,不但要有政治上的勇气,也需具备自身的勇气,正像他对8月政变进行迅速而明确的谴责时所需要的。
如果不是因为叶利钦,那些企图在1991年8月罢免戈尔巴乔夫的强硬分子很可能已在戈尔巴乔夫勉强的默许下,于当年控制了苏联。他们掌握权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们的政策将会毁灭新的民主制度,破坏经济,并有造成广泛流血的危险。
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是鲍里斯·叶利钦拯救了俄罗斯的民主,毫不夸大地说,1991年8月,当民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时,正是叶利钦的行动保护了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可能性。
8月政变后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叶利钦虽有机会,却没有去全力从事制度建设,例如起草和采用新宪法,改革和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帮助建立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等等。相反,叶利钦竭力同中央斗争,毫不客气地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破坏了法治的尊严,而且把很多以前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俄罗斯政府。此外,他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引入国际社会并没有经过人民的明确授权,而是根据一个不起作用的宪法。这些成为改革的严重障碍,如果叶利钦愿意更谨慎地进行转变工作,这些障碍本来可以减轻。
鲍里斯·叶利钦在1991年的工作无疑将同他后来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经历综合起来加以评价。如果国家能够确立民主政体,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那么没有什么人想去仔细研究他的缺点。他将被视为适应21世纪及其以后时代的新俄罗斯的创立者。但是,如果国家进一步分裂,逐渐陷入犯罪和腐败的困境,并因蛊惑人心、要求恢复帝国的呼吁而深受折磨,那么,他将作为悲剧性的沙皇鲍里斯第二被拉下台,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它将导致困难的时代和民族的耻辱。
破坏者克留奇科夫
如果由我来回答我对俄罗斯政治家提出的问题,即谁应对苏联的解体负有最重要责任,那么我的回答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他是1991年8月夺权企图的组织者,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并使至少在帝国的部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愿的联邦变得更为困难。如果没有克格勃首脑的支持,就难以发动任何有把握的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有预料到政变的原因之一。他完全错误地相信了克留奇科夫的忠诚。
克留奇科夫对总统的背叛,证明他就是最直接破坏苏联的人,但他声称拥有这一权力却并非仅仅基于行动本身。他始终没有履行他的基本职责,即向总统提供准确情报。他的报告故意歪曲事实,以利于他所支持的特定政策。此外,当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同僚不赞成他的看法时,他便用彻头彻尾的谎言破坏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没有看到公众对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憎恶,他应负重要责任。他对虚构的外国干预的强烈警告,或许有助于维持一个膨胀的情报预算,但它转移了人们对苏联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而他所赞成的那些“解决办法”无疑将使问题更严重。
认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够变为民主国家那种法律执行机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它习惯于超出法律范围行事,并庇护其特工人员,使之不须对外界做任何说明,这种习惯如此之深,即使有一位有决心的主席也难以完全克服。
在这点上,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决不是一个有决心的主席。尽管他不具备其前任贝利亚和尼古拉·叶若夫那种真正残忍的习惯,他领导的克格勃也没有犯下对无辜者大规模屠杀的罪行,但他却使这个组织超过法律范围行事,服务于他所偏爱的政策而不是合法当局。此外,他继续从事已明令禁止的活动,有的时候,他的活动显然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批准。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应为此承担责任。例如,本来不应该对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监视,但叶利钦却似乎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下,包括在其住宅中安置窃听设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有关叶利钦的报告,他不可能不知道消息的来源。例如,叶利钦曾问我,如果出现违宪夺权之事,美国会做何反应,有关此事的报告只能是来自向克格勃告密的人或者窃听器。
如果不使用这种做法也能使戈尔巴乔夫了解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那么他是会同意甚至鼓励克格勃那样做的。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屈从于这些习惯的克格勃主席也能使戈尔巴乔夫本人受到监视,甚至在他的私人工作班子中招募特务。
瓦季姆·巴卡金说,在他任职期间,戈尔巴乔夫一直对克格勃有种敬畏感,就像州的共产党首脑那样。每天早晨,当他拿到标有“仅供总书记阅”的文件夹时,他都很激动,他确信,他所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情报。他在1986年尼古拉·达尼洛夫被捕时表现出来的容易受骗的弱点,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去做,即使这样做不利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例如,当奥列格·卡鲁金在1990年与克格勃决裂并谴责它继续进行非法活动时,戈尔巴乔夫却非法地剥夺了卡鲁金的退休金和他以前的奖品,而不是利用卡鲁金的指责,迫使克留奇科夫改变他的做法。
等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克格勃的忠诚时,已为时太晚。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如果以为任何克格勃主席会彻底改革该组织,那是白日做梦。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推测,如果克格勃由不同的人来领导,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例如,如果在1990年和1991年由瓦季姆·巴卡金而不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负责克格勃,肯定就不会发生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同时也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监视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将会终止,阿尔法分队也不会被用来对维尔纽斯的电视联合企业发动猛攻,有关国家情况的报告很可能更为客观。巴卡金指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并不喜欢克留奇科夫篡改证据的嗜好,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更准确的报道。
西方的作用
在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中,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作用,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像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一样。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依据他们个人对有关政治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依据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审核。那些对里根、布什、撤切尔夫人或科尔持好感的人认为,当时发生的多数事件应归功于他们的政策。而那些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丝毫也不承认这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例如,挪威议会似乎就属于这一派,它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一人。
为了清楚地考虑责任问题,我们必须区别三种转变:结束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尽管三者有明显的联系,尽管结束冷战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另外两个事件,但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
冷战按照美国所确定的条件结束,从开始美国对此就有所考虑,1984年1月,里根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想伤害一个和平的、实行改革的苏联的真正利益,尽管它涉及苏联统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无疑将改变苏联政权的性质。
从担任苏联领导人之时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只要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他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内部改革。最初,他试图仅靠军备控制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它没有奏效(转折点很可能是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于是他便开始全面响应美国的四点议程。然而,这根本不是对美国的让步:国内的事件使他确信,如果他设想的改革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苏联社会,并开始民主化进程。这样,美国及西方的议程便开始与他的计划不谋而合。
由于就议程的四个主要问题取得了进展,具体问题便非常迅速地解决了——那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加以鼓励的事情。移民更加自由;新闻媒介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举行真正的选举;而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取消中程核导弹,以促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并帮助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的各方调解当地的战争。某一地区情况的改善有助于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
如果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切还能够以这种形式和这种速度发生吗?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莫斯科做出决定时的处境,便不会说一切仍将如此发生了。
有些人主张更软弱的武器政策:冻结或单方面削减核武器,拒绝以在欧洲部署军队来对付SS—20导弹,这决不会鼓励苏联减少军备。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此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政策也将会逐渐破坏很可能是唯一的论据,使苏联军方难以相信应该削减核武器。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而它必须找到结束这种竞赛的方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付持强硬路线的批评者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鸽派”将使他丧失这个武器,并很可能延长冷战,增加那些以为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苏联将军发动不计后果的战争行动的危险。
某些西方政治家想用武力控制国际关系及一切有关的事情,如果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冷战也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结束。军备控制协议有可能更快地签署,但是,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可能要推迟数年,直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仅靠减少军事负担并不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可能会变为进一步争论的源泉,而不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
怀疑论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达成并遵守一个合理的协议,如果让这些人来制定政策,也会阻碍冷战的迅速结束。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缔结协议,那么,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妥协的努力就会停顿下来,他将被迫更早地中止改革,并变得比他最终显示的更加强硬。
总之,我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一致性:
西方进行公平谈判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力量、决心和愿望;
苏联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苏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它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但它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里根以及美国的盟国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值得受到称赞。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使之成功,绝对不可能。方案是在华盛顿制订的,但它未必能在莫斯科制订出来,即使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足智多谋的领导人。当里根政府明确表达了结束冷战的战略时,它并没有计划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这并非因为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是因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里根总统希望苏联停止威胁他国,并相信,掌握了情况的苏联公众对其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制止苏联的侵略倾向。他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他没有试图为苏联人民规定政治结构。那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如果共产党政权能够逐渐演变成一个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的政府,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某些人可能立即表示反对,如果的确是那样,美国政府就是难以置信的天真。一个共产党政权怎能逐渐演变为它的对立物吗?美国人民一定知道,民主政治、自由迁移和自由获取信息与维持共产党统治是不相容的。或者新的自由是个骗局,或者共产党统治垮台。
是的,从理论上我们懂得这一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我们也如此。没人能说出需要有多少自由才足以推翻这一制度,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一制度根本不会显示出它改变其自身的意外能力。那些发动改革的领导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受到西方政策的鼓励,但他们之所以采取改革路线,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利益。愤世嫉俗的人一直不相信,受到苏联制度制约的领导人能够理解真正的改革,更不用说坚持改革了。很多愤世嫉俗者拒绝承认所发生的变化。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出现了,其他许多改革者也出现了。像杰斐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是难以产生的,但是很多人更接近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约瑟夫·斯大林。
改革——如果可行的话——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不会有损于美国或西欧,即使他们希望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
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这与其说是苏联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其生活状况造成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富裕和自由与大多数苏联人晦暗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不断增加的接触和信息使得这一对比更加明显,对现存制度的支持就会逐渐消失。
事实证明,苏联制度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满足其人民所渴望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竞争的要求。苏联人常常看到,外国的情况比严格的新闻检查下的报道要好一些,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数十年谎言的一个后果是,人民已习惯于相信与他们被告知的情况相反的消息。
然而,如果我们要确认某一个人应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负责,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他所坚持的改革最终把共产党从统治地位拉下来,他拒绝同意使用武力去维护旧制度。在相继发生的危机中,他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苏联第一位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领导人。这难道不是很恰当的吗?
当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显然将要结束时,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希望,戈尔巴乔夫将成功地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当然,它不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许也不包括诸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其他几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已开始注意以前不太在意的叶利钦,但他们仍认为叶利钦反复无常,不太可靠,不如他们所熟悉的戈尔巴乔夫。
个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显然,就有关核武器一类问题同1个国家达成协议,比同12个国家要简单得多。很多制定政策的人担心,苏联的解体可能导致类似南斯拉夫的那种民族冲突。
如果美国和西欧有权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联盟,它们一定乐于做这件事。但这当然不会由它们负责。所以,当苏联帝国分裂时,它们只能沮丧地看着,然后匆忙地竭力设法同那些意外出现的共和国建立联系。
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正如我所指出的,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很可能应就此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这令人啼笑皆非,但也许又是恰如其分的。
结束与开始永利游戏,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我没有为它的灭亡感到哀痛,但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也没有感到特别想庆祝一下。束缚在一个帝国中的15个国家终于解放了,所有自由的朋友们难道不应为此而欢欣鼓舞吗?我认为应该如此,但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声音又说:“不,等一等。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两者不能画等号。我们怎能知道人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好呢?”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我喜欢熟悉的东西,对新的不熟悉的东西感到困惑。苏联制度中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在大声疾呼改革。到1991年9月,它们被改变了。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将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那里的决定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任何国家的领导都不可能直接做这样的事。政治领导人不必再假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自愿站到一边,允许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建立文明社会,确立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如果政治家们能够设法鼓励这种变革,事态发展就会更好。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那些曾管理过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人阻碍新事物。然而,各共和国多数政治领导人是旧的国家机器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们自愿把权力交给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支持独立,恰恰是因为那能够使他们更牢固地控制权力。除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者已经取得独立——没有一个苏联共和国在任的政治领导人想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即便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尽管经过几年的讨论,却根本来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从国营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保护平民百姓。
如果在1991年能够真正实现过渡时期的安排——例如联盟条约,使政治经济改革得以持续进行,使得新机构有时间适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它比实际已发生的苏联的突然解体更为可取。然而,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在长期推迟之后,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只有激进的改革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革肯定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政治骚乱。除非那时管理俄罗斯的“民主派”极为灵活和幸运,否则,大多数人将对民主政治丧失热情,并对旧的帝国产生新的感情,记忆力的选择性就像哈哈镜,它在人们头脑中美化了旧帝国的形象。
尽管突然的独立意味着不适应改革需要的中央机构被多数前苏联共和国继承下来,但无论如何,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已不再可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比,这些机构在个别共和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小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或经济是为独自运转而建构的。
以后的发展如何,我将拭目以待。
由苏联帝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国家今后要为它们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满足于在其现有边界内生活,集中精力开发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那将有助于所有继承苏联遗产的国家的发展。反之,如果俄罗斯沦为独裁统治或恢复为帝国,那么对其他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发展可操作的民主政治,建立健康的经济将是极为困难的。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非殖民化的痛苦。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要为自己重新定位。苏联帝国是否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如果是,那么俄罗斯便失去了一半人口及大片领土。俄罗斯曾是共产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吗?如果是,那么它现在便避免了一位帝国统治者,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实际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身兼二任,既是宗主国,又是殖民地。在1991年12月,叶利钦的行为就像俄罗斯是个殖民地,他坚决放弃了迫使其他共和国加入一个新帝国的努力。他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了其他所有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和它们的边界。
为了理解那件事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也要考虑如果俄罗斯的领导人在1991年坚持这一传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记录是一部帝国强权的记录。从14世纪初,当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第一次开始记载很小的莫斯科公国的活动时,国家统治者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热情。首先,莫斯科吞并了其他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公国;接着,它又占有了在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非俄罗斯人居住的疆土。它在19世纪的最大疆域,西到瑞典、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边界,东达太平洋。它在西半球也曾占有土地,拥有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赞扬帝国的扩张。有些人曾对专制行为加以批评,但他们却赞扬领土扩张,赞成加强国家权力。甚至像伊凡雷帝那样残酷的暴君,也因其增强了俄国的实力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民族的尊严、荣誉、安全、甚至幸福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苏联宣称它不是俄罗斯帝国,但其领导人聪明地利用了这种帝国情结,它成为俄罗斯政治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沙皇后没有几年,苏联领导人就把帝国的传统攫为己有。历代沙皇获得的领土成为苏联历史中的光荣篇章。
这就是被叶利钦及其政治伙伴在1990年和1991年12月所抛弃的传统。1990年,他们正忙于宣布俄罗斯的主权;1991年12月,他们强迫俄罗斯尊重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边界。
假如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方针,会对事态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看南斯拉夫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在1990年或1991年都决定解散联邦,走各自独立的政治道路,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塞尔维亚愿意承认现有边界,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也愿意承认,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发生某种经济混乱,但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将会出现政治斗争,而不是流血冲突。
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各共和国独立,苏联将会陷入内战的地狱之中。但这并没有发生。独立后进行的民族斗争,在苏联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发生在边远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带。为什么苏联的解体比较和平?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没有仿效塞尔维亚的做法,没有企图重新划定边界,或把所有俄罗斯人都集中在大俄罗斯,并把非俄罗斯人都从该国赶走。如果他们那样做,苏联很可能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一个非常大的南斯拉夫,因为,与南斯拉夫不同,苏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它们很可能脱离负责任的控制。
叶利钦对俄罗斯含义的重新定位是历史性的决定,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维持其统治同样重要。如果它能够保持下去,如果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逐渐接受它,它将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它像结束冷战、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独裁统治一样,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1991年12月,人们还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将如何确定其新的特性。比较聪明的俄罗斯领导人知道,帝国将不再是荣誉和权力的源泉,而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看法不是很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相信帝国的意义。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会把经济上的贫穷和失去帝国一事联系起来呢?肯定有很多顽固守旧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会怂恿和利用这种失落和被出卖的情绪,正像本世纪早些时候,德国法西斯以指责其敌手在德国的背上刺了一刀而赢得了权力。
从感情和精神上来看,民主政治要想获得一个机会,俄罗斯仍需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当俄罗斯民族满足于居住在其现有边界之内,建立同其邻国的平等关系,它才能够获得发展和繁荣。如果它试图重新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自身的独裁,这对它的每一个邻国都是悲惨的。
认识到前面仍有如此严酷的斗争,使我在1991年圣诞节没有去庆祝苏联的终结。
分析报告
回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并成为历史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份死亡鉴定书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一概括。
苏联的死亡
死者曾是一位有恶习的病人,医生开始为他治病。他们设法减轻病人的偏执狂,控制他的侵略行为,但是所用的药逐渐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他最终死于感染扩散,这种疾病不会威胁到健康人的生命。
鉴于该病人的恶习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并继续威胁着几十亿人的生命,显然,医治那种习惯比拯救那个病人更重要。此外,该病人长期滥用强权,这已使他建立起一个对治疗最不敏感的僵化系统。因而,人们认为,有责任心的医生已经达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该病人未被治好一事,是他自身疾病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治疗不当。
15个子女幸免于难。他们都表示,一定要避免那种逐渐损害死者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确实深受其害。然而,应该指出,这些子女很可能携带着某些致病基因。实际上,恶性肿瘤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医务当局应该对幸存的一代进行仔细的但又是同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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