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大家了解托克维尔视角下的那一段历史,我用摘录的方法,尽量简明扼要地介绍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以及其中的精华部分。看到“宴会运动”和政府的领导人的漫不经心从而将社会带入一场革命;看到“越过大西洋”的愿望遭遇到“拯救自由的办法就是限制自由”的无奈;看到理想主义的“平等观”却遭遇“对他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忍耐与屈从。”的冷酷;看到君主政体竟然通过全民选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看到革命无法实现法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而它却是在帝制下得以实现,是否能引起大家的深思;如果大家心里能有一点

这一切将会再次发生吗 !

读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

周 侗

那是在北京的冬季,窗外大雪飞舞,我在灯下读着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其中的人物、语言和情节让我感到一阵阵的熟悉,一个个事件又让人触目惊心。随着托克维尔生动的笔触,我们看到了那一场发生在一百六十年前法国的革命。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未来的文章,它们理性而且雄辩。而和它们比较起来,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只是一本历史书,它平实、深省,但却因为它的实实在在而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读完回忆录,我掩卷沉思,这一切还会再次发生吗?想着书中的那一段
永利游戏,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只有一声叹息。

为了让大家了解托克维尔视角下的那一段历史,我用摘录的方法,尽量简明扼要地介绍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以及其中的精华部分。看到“宴会运动”和政府的领导人的漫不经心从而将社会带入一场革命;看到“越过大西洋”的愿望遭遇到“拯救自由的办法就是限制自由”的无奈;看到理想主义的“平等观”却遭遇“对他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忍耐与屈从。”的冷酷;看到君主政体竟然通过全民选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看到革命无法实现法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而它却是在帝制下得以实现,是否能引起大家的深思;如果大家心里能有一点感触,我将感到莫大安慰。

1、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着有《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所处的年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年代。彷徨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开始在脑中重温我们近六十年来的历史(注: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二月革命)。当想起在这一漫长的革命每一阶段结束时人们所抱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所沉侵的种种理论;我们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的种种空想,还有数不清的精心设计但却不切实际的体制——人们试图借助其来诠释一个还看不清楚的现在,企图预测一个还一无所知的未来——看到这一切时,我只好苦笑。

继旧制度之后,是君主立宪制;继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共和国;继共和国之后,是帝国,继帝国之后,是复辟王朝;随后来临的是七月王朝。在每一个相继的变动之后,人们都说法国大革命完成了人们自以为是地称之为使命的东西后,革命就结束了;人们这样说也这样相信。哎!我自己在复辟王朝时代也这样祈望,甚至自复辟统治完结之后仍然如此祈望;而现在法国大革命又重新开始了,因为始终都是同一场革命。我们越往前,革命的结局就离我们越远,变得模糊不清。难道我们将完成,正如其他预言家向我们肯定的那样——也有可能跟他们的先辈一样仅是虚言——一场比我们父辈所预料的,所期待的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吗?而这场变革,我们自己都还无力设想。或者难道我们应该得到的仅仅是这种时断时续的无政府状态,旧日民众所遭受的慢性不治之症?至于我,我无法未卜先知,我不知这一漫长的旅行何时结束;我已厌倦不断地将迷惑眼目的云雾误以为是彼岸;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回忆录》

2、1848年的七月王朝

1830年7月巴黎的起义推翻了查理十世的复辟王朝,在金融资产阶级(托克维尔在书中时而称之为中产阶级、时而称之为资产阶级、时而称之为统治阶级)拥戴下,奥尔良公爵被推举为法国国王,开始了七月王朝。

“这场革命刚告完成,所有政治激情便随之明显平息,所有事件亦被普遍淡化,公共财富得到迅速增加。……中产阶级—应称之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所以摆出一副经营私营实业的样子,它的每个成员并不热衷于公共事务而只是为了将其变成私人事务从中谋取利益,为个人的一己微利动辄把人民大众置之度外。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当时的政府后期在多大程度上像对待一家产业公司一样,其中所有运作都围绕着合伙人从中能获取的利润而进行,这些恶行与其统治阶级的天性,政府权力的绝对化以及那个时代的萎靡与腐败有关。国王路易—菲利普大大助长了这一切的泛滥。他就是使疾病变成不治之症的灾难。”
–《回忆录》

“……几起偶然曝光的腐败丑闻,使国民怀疑腐败盛行。只是真情被隐藏,甚至相信整个统治阶级都腐败。国民于是对统治阶级怀着一种平静的蔑视,而人们却将此视为一种满意和信任的顺从。”–《回忆录》

政治生活是压抑甚至是令人窒息的,绝大多数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的中下层民众所要求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均遭到当局的顽固拒绝。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半个多世纪以前诞生于独立战争的那个大国,源出旧大陆主要是英国的移民依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创建了新国家的治理体制,遵循有效得多的法律程序,在诸多方面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和创造力,与“神圣同盟”阴影下的欧洲,特别是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祖国政坛沉闷,改革停滞的状况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对照,七月王朝的体制无法自我革新,其出路何在?当时,舆论界左翼报刊尖锐地指出,必须“越过拉芒什海峡”;并警告说,若非如此,势必“越过大西洋”。

但是法国还存在着另一种政治力量。“30年来,工业革命已把巴黎造成法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把整整一个全新的工人市民阶层吸引到它的城墙内,城防工程又把另一个如今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市民阶层纳入到他们的行列。在政府的刺激下,这个群落本身对物质享受的渴望日益强烈,对民主的不满之意在暗中折磨着他们;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开始问世,且试图启迪人们认识人类的不幸是法律造成的结果而非上帝的旨意,人们可以通过改换社会基础以消除贫困……”–《回忆录》

这些就是1848年时法国的社会状况。

3、宴会运动和“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

宴会运动是对赞成选举及议会改革的一场运动的称谓,这次运动在1847年至1848年由各个不同派别的反对派成员组织,它采取宴会的形式以避免遭到当局以违反公共集会法的压制。–《回忆录》之编者注

托克维尔没有参与这场运动,他担心运动的发展将会使组织者失去控制。他对一个参加宴会运动的朋友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在玩着一局危险的游戏。’对此他毫无惧色,严肃地答道:‘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者,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
–《回忆录》

托克维尔在同政府方面的人接触时也谈到,“在灾难发生前几天,我把杜沙特尔先生拉到会议厅一角,向他指出政府和反对派似乎同心协力要把事情推向一个极端,最终这很有可能对大家都造成损害;我问他有没有想出什么适当的办法以摆脱目前如此棘手的境地,或者找出某种体面的妥协办法让每一方都有退路。我补充说我的朋友们和我都希望有人为我们指点迷津,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的反对派同僚们接受这一指点。他认真地倾听我的话,向我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然而我却清楚地看出他并不赞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说:‘我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政府理直气壮,它不能让步;如果反对派坚持走下去,也许会由此引发一场巷战,但是这场战斗早已在预料之中。而且,如果政府内部真的涌动着人们所猜想的邪恶的激情的话,那么它倒是渴望这场战斗而不是害怕它,当然它胜券在握。’”
–《回忆录》

“随着宴会运动的继续,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自己开始感到某种不安。宴会运动在国内制造的风潮不但超过了其始作俑者的期望,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不但不想再扩大而是想方设法去平息这场运动。此前,他们或出于被迫,或出于冲动,尤其是为了挽回面子,都参与其中。政府方面用激将法推动反对派采取这种危险的做法,以为这样会导致它的失败。反对派为了不表现退却,硬撑起这一局面,两翼互相鼓动,互相刺激,于是相互推搡着走向共同的深渊。深渊已近在咫尺,他们却视而不见依然亦步亦趋。”–《回忆录》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托克维尔1848年1月29日在众议院的演讲中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人们说,由于社会表面不存在经济紊乱,革命还离我们很远。

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或许,无政府状态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然而它已深入人心。请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什么,我承认,今日,这些阶级依然平静,但是,难道你们看不见它们的热情已从政治上转向社会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它们内部逐渐流传一些意见和思想,其目的不仅是要推翻这样一些法律,这样一届内阁,这样一个政府,而且还有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倾听每日在它们中间传播的低语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人们在那里不断重复说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力也不配统治它们;到目前为止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平?当这样的舆论扎下根来,当这样的舆论广泛传播开来,难道你们不相信,当它们深入民心的时候,它们迟早要引发,我不知以何种方式,总之它们迟早要引发最可怕的革命吗?

先生们,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我认为,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对此深信不疑……”–《回忆录》

4、二月革命

政府认为宴会运动是对自己的一个威胁,于是命令禁止原定在1848年1月19日举行的宴会。
“2月20日,反对派几乎所有报纸以下次宴会的纲领为名,发表了一份真正的宣言,呼吁全体民众组织一次大型的政治示威运动号召在校学生参与,邀请国民自卫军参加盛典。内阁因默许宴会而受到部分成员的指责,于是它以为可以收回前言,遂正式宣布禁止宴会并且将以武力制止宴会的举行。

是当局的这项声明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战场。我可以确认—虽然这事近乎难以置信—这一把宴会运动瞬间变成暴动的纲领,从它的起草、定稿到宣布,议会议员既没有参与,也并不知情,甚至还以为自己一如宴会运动初起时那样在领导这场运动。这一纲领是一群记者和激进党人连夜赶出来的,保王反对派首领和公众一样都是在早上醒来阅读报纸方才知晓的。”
–《回忆录》

2月22日,法国“二月革命”终于爆发。人们冒雨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冲向首相基佐住宅。2月23日,起义群众同政府军进行激战,工人也举行了自发的总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军队发生了动摇。国王路易·菲利普感到局势严重,下令把基佐免职,授命莫莱、梯也尔组阁,组阁失败后,国王在反对派压力下宣布退位。

2月24日,群众拥进议会,为拯救王朝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写:“然而,在拉马丁发言的时候,专用席位中一扇门上传来猛烈的踢打声;门在重击之下屈服了,门破板飞。一群手持武器,嘈杂喧哗的人立刻一拥而如,乱纷纷地侵占了议席,随后其他议席也同样被占。一个平民,一只脚踏在议席突出的边缘上,举枪对着议长和发言者,其余的人压低他们手中的枪,作出一副瞄准与会者的样子。一些忠诚的朋友拖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走出大厅来到尽头的回廊里。议长嘟囔了几个字,那意思是宣布闭会,随即走下,或者准确点说从他座位所在的讲坛滑下来。他象一个无形的物体在我面前一晃而过,恐惧能让一个如此庞大的身躯变得快速如飞,或者说能在瞬间将变成流影,这确实令我难以置信。剩下的所有保守派议员于是四散而去,一直站着的下等人于是索性躺在中间席位上打滚,口中喊道:‘让我们坐那些无耻之徒的位子吧!’”–

“尽管面对出鞘的军刀、刺刀和火枪,我一刻也不相信自己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血腥的仇恨后来才来临;当时血腥的仇恨还来不及诞生;标志着二月革命特征的独特思想根本还未呈现。在此期间,人们力图用父辈的激情来鼓动自己,但却徒劳无功;人们模仿父辈的动作、姿势,一如他们在舞台中看到的那样,但却无法模仿他们的热忱,无法感受他们的狂热。在我眼中,整场戏简直就是一些外省的蹩脚演员上演的一出丑恶的悲剧。”–《回忆录》

“我重新回到大厅自己座位上。几乎所有的议员都退席了。座位已为平民所占;拉马丁一直站在讲坛上,站在两面旗帜中间,继续对民众发表演说,或者更准确地说,继续和人群对话;因为我觉得演讲者和听众几乎一样多。场面极度混乱,拉马丁抓住略为安静些的时候,开始宣读一份名单,上面列举了不知何人推荐的许多人的名字,以组成刚刚不知怎样宣布成立了的临时政府。大部分名字获得欢呼,有几个遭到怨声拒绝,另一些受到耻笑……”–《回忆录》

就这样,第二共和国成立,诗人拉马丁被选举为领袖。

法国又进入一场新的革命,这是六十年来法国的第七次革命。此时的托克维尔感慨:“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一个由于重新恢复了自由而又变得繁荣伟大的社会中度过。在这种氛围中,我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合乎法制的自由理念。这种自由涵盖了信仰、道德和法律各个方面,它的魅力曾使我十分向往,让我为之终生迷恋,甚至常常觉得,要是失去了这种自由,我恐怕会终生痛苦,而如今,我清楚地发现应该抛弃她。”–《回忆录》

5、社会的分裂

“这场革命的特征,我不说是主要的,而是唯一的,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的人民性。革命赋予了人民大众,也就是靠双手劳动的那些阶级,一种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权力。其次就是当革命还处在这一初始阶段,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转瞬间成了权力的唯一主宰……”–《回忆录》

“自2月25日起,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体制猛然从革新者的头脑中冒出来,在大众混乱的头脑中传播。除了王权和议会之外,一切都依然存在,然而社会本身在革命的冲击下似乎已化为尘土,人们似乎竞相为将取代它而建造的建筑物套上他们认为合适的新式样。人人都在提交方案,这个方案刊登在报纸上,那个方案贴在公告栏里,顷刻之间公告贴满墙壁,另外还有一个方案还在露天里对人宣讲。一个方案声称要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另一个方案声称要消灭知识的不平等;第三个方案则企图拉平最久远的不平等,即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指出特效疗法以消除贫困,开出灵丹妙药以治疗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就一直折磨人们的劳动之苦。”–《回忆录》

“社会主义将永远是二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和最可怕的回忆。共和国在革命中隐隐出现,仅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回忆录》

“托克维尔没有说的与他所说的都是一样重要。他丝毫不提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转而反对工人的各种理由。对他而言,一个词就足以概括;商业危机。这一危机在1847年已很严重,并且日益加深。至于马克思,他没有忘记指出临时政府相继采取的措施:对金额超过100法郎的储蓄存款暂停兑付,强制流通银行纸币;最后,设立一项新税种(45生丁[法国辅币名,相当于百分之一法郎]附加税),此举猛烈打击了农民阶级,并使之相信巴黎是其贫困的罪魁祸首。”–引自克洛德.勒富尔之《回忆录》序言

“然而,对于在二月革命之后,设立一个劳动部的要求,人们只通过为劳动者建立一个政府委员会作为答复;路易.勃朗鼓吹的社会工场被公共工程部长马利决定的国家工场所取代。工人们没有按照其职业进行重组,而是被雇来去干土方工程,主要是平整街道与广场。这样一来,这些新的工场在大部分巴黎市民的眼中就成了一项荒谬、昂贵的试验,它表明了劳动组织,或从广义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好大喜功,而与此同时路易.勃朗则揭露那是政府的一个伎俩。”
–引自克洛德.勒富尔之《回忆录》序言

托克维尔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有描写:“我因此看到存在一种普遍的努力,旨在顺应不久前命运使之突然降临的事件,同时驯服新的主人。大业主总是热衷于提起自己一向是资产阶级的对头,而且向来对平民阶级怀有好感;教士在福音书中重新找到了平等的教义并信誓旦旦地说这一教义他们一向都在那上面看得到;资产阶级则不无骄傲地追忆起自己的父辈曾身为工人,当他们由于家谱晦涩难以追溯到某个亲手劳作的正统工人的时候,他们至少努力追溯他们的祖上是个粗人,亲手创建了自己的家业。人们煞费苦心推出的那个人,要是在从前某个时间内,准会被刻意隐瞒。”–《回忆录》

“在巴黎,有产者的财产或收入没有一天不遭到损坏或威胁,人们时而要求他们开工但却不得销售产品,时而要求他们免收其房客的房租,但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他们对所有这些暴政的屈从已无以复加,甚至期望通过公开宣告自己的懦弱以便从中获得些许好处。比如我记得在当时的报刊中,有这样一则告示,它集虚荣、怯懦、愚蠢为一体,堪称艺术典范,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编辑先生,’告示写到:‘我借贵报通知我的房客,我愿意对他们施行真正的民主人士所遵循的各项博爱原则,应房客要求特为其开出确定下期租金总金额的收据。’”–《回忆录》

1848年4月,举行了制宪议会的选举。选举改变了七月王朝时实行的有财产限制的普选制,实行了无财产限制的普选制。

“比1848年的革命党人更加凶恶的革命党不乏其人,但是比他们更愚蠢的,我想的确是不会有了,他们既不知利用普选,也不知放弃它。倘若他们紧接着2月24日即刻进行选举,当时高层阶级刚刚遭受打击,晕头转向,而民众并未生出不满之意,只是感到吃惊之时,他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议会;倘若他们果断地利用专制体制,他们本来能够专制一段时间。然而他们对国民听之任之,但同时干尽了一切恰好是最易让自己疏远于国民的行为;他们恐吓国民但同时又放任他们;他们大胆的方案、粗暴的语言令国民甚为惊骇,但行为的软弱又诱使国民与之对抗……”–《回忆录》

托克维尔在自己的家乡被选举为制宪议会议员。“而人们给我选的大部分同僚都曾属于旧保王反对派”,革命党在选举中失败。

“选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了革命的那个党派背道而驰,而且势必如此。后者惊愕不已,痛苦万分。眼看自己的候选人一个个被抛弃,这个党派陷入巨大的悲伤和愤怒之中。人们听到它时而柔声,时而粗暴地抱怨国民,指责国民愚昧无知,忘恩负义,丧失理智,敌视自己本身的利益……

这并不是荒谬,而真正凶险、恐怖的,那就是巴黎在我返回时的面貌。在这座城中,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成群结队,没有工作,行将饿毙,但头脑中都充满了空洞的理论和虚幻的期望。我在里面看见了社会被切成两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欲望而结为一体;而那些略有资财的人,则因共同的恐慌而结为一体。”–《回忆录》

6、六月起义

1848年,是一场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在自由主义和拥护宪法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他们未能将革命带入社会和经济制度,因此他们失去了对革命形势的控制。

1848年5月15日,革命党不甘心选举的失败,组织游行冲击新选出的制宪议会,企图解散议会,并选出了新的临时政府,在国民自卫军的干预下,逮捕了新临时政府成员。

“我现在终于谈到这场六月起义了,这是我国历史上,也许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规模最大,最独特的起义。称之为规模最大,是因为,仅仅在四天时间里,投身起义的人就有十余万之众,五位将军丧身;其所以最独特,是因为起义者作战之时虽然没有战斗口号,没有首领,甚至连旗帜也没有,然而他们配合得非常出色,而且表现出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这点连年资最深的军官们也震惊不已。

还有一点使之与60年来我国相继发生的同类的事件完全不同,那就是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斗争,一种奴隶战争……”–《回忆录》

在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关于民主和平等有着理想主义的阐述:“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他还认为:“民主的原动力,乃是平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与自由的意识对立的。迫切需要自由的,只是依靠自由能够获得高等享受的少数人;而平等则能使人人幸福。”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托克维尔,本质上还是一个贵族。“说实话,并非只是在1848年才显露出决心,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去压服工人,令他们遭受失败以向他们灌输他们无法摆脱其地位注定的束缚;早在1831年,卡西米尔.贝利耶已断言:‘对他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忍耐与屈从。’”–引自《回忆录》序言

“而且起义一被平息,议会与政府的首要关注点之一就是重新考虑这项立法工作。自7月5日起,在保障集会与行业完全自由的法令将增加了第一批限制条款;随后,在当年夏天,又采纳了一项关于确定最长工作时限为12小时的决定,这一时限在2月份曾减为10小时。”–《回忆录》

“解散国家工场是这次起义的契机,这是人所共知的。由于不敢一举把这个令人生畏的民兵组织解散,人们于是试图把工场中的一部分工人遣送到外省以分散它的力量。可是这些工人拒绝到外省去。6月22日他们成群结队声势浩大地在整个巴黎市内游行,他们单调而有节奏地高唱:‘我们不走,我们不走……’他们派出代表去与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谈判,提出一些傲慢的要求。意识到被拒之后,代表们离去并宣称第二天将会诉诸武力。

果然,一切都预示着蓄势已久的危机已经到来。”–《回忆录》

23日、24日议会都在举行会议。“在议会重新召开时,我们获知拉马丁在他试图走近每个街垒时都遭到了枪击;我们的两位同僚比西约和多尔内在打算对起义者演讲时都受了致命伤。……一位议会成员康西德朗说要对工人们作出让步,国民议会虽说已是闹哄哄、动荡不安,但却并不软弱,听到他这样说简直要天翻地覆。‘遵守秩序,’四面八方传来怒气冲冲的喊声:‘只有在胜利后才允许这样说话。’”–《回忆录》

“议会此时正在投票表决一项政令,是否同意立刻宣布巴黎戒严,立即中止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由卡芬雅克将军行使军事专制以取代执行委员会。”–《回忆录》

当时议会还在在进行乱哄哄的辩论,“巴斯蒂德神色忧郁地说道:‘公民们,以祖国的名义,我恳求你们尽快投票表决。人们向我宣告也许一小时后市政府就会被攻占。’这寥寥数语结束了论战。经过一轮举手表决,那项法令获得通过。”–《回忆录》

“说到这儿,我要违背我以前给自己定下的一条戒律即决不人云亦云,不转述别人让我知道的事儿,但这会儿却要破例讲述几天后我的同僚布朗基告诉的一件事:事情虽小,但惟妙惟肖,对当时的面貌可窥一斑。布朗基对乡下一可怜人家的惨状深为同情,于是叫来这家人的儿子,让他到自己家当仆人。起义开始的那天晚上,他听见这孩子一边收拾饭桌一边说:‘到星期天,就该我们吃鸡翅膀了。’另一个在他家里干活的小女孩应声答道:‘那也该我们穿漂亮的丝裙子了。’还有什么比得上童稚所流露的贪婪画面更能准确地描述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而布朗基成全了这一欲望,他小心翼翼并装作没听到他们的话;他们吓坏了他。直到胜利后的第二天,他才敢把那个小贪心鬼和那个爱俏的女孩送回他们破烂的家。”–《回忆录》

巴黎工人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出于恐惧,过去的共和派喊出了“秩序至上”的口号。由于对议会的软弱感到担忧,托克维尔说,他看不到其他补救方法,除了强行决裂,“不但与山岳派,而且还与所有山丘决裂”,除了与所有希望秩序至上的人,甚至与梯也尔的朋友们结盟,他高呼:
“我能对你说什么?应该前进直至反动”。1849年6月,在镇压了又一次革命之后,成立了“秩序党内阁”,过去“宴会运动”的领导人巴罗担任了参议院院长和司法部长,托克维尔担任外交部长。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对国民的恐慌及对合情合理的不满情绪作出重大让步是明智且必要的,继一场如此猛烈的革命之后,唯一能采取的拯救自由的办法就是限制自由。我的同僚赞同我的观点。我们于是接连提交了一套法令:第一条关闭俱乐部;第二条以前所未有、甚至在王朝时期也未曾有过的力量镇压报界的不规范行为;最后,第三条宣布戒严的合法性。‘你们制定的是一条军事专制法令!’人们冲我们嚷道。‘是的,’杜弗尔回答:‘这是专制,但却是议会专制。社会拥有自我保障的权力,它永不失效,面对这种权利,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能超越。对所有政府,无论是王朝政府还是共和政府,这些强制的必要性都是一样的。’”–《回忆录》

7、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至于我自己,虽然憎恨山岳党人,也说不上依恋共和国,但我酷爱自由,所以在六月事件结束后不久,我就对这场胜利产生的深刻的恐惧。我当即就把六月的战斗视为一种必然的危机,但是危机过后,国民的性格有可能会产生某种变化,对自由政体的恐惧或者对它的厌憎行将取代对独立的热爱。自由既已滥用,矫枉必然过正。实际上,这种倒退行动自6月27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起初非常缓慢,甚至不为人觉察,接着变得迅速,继而迅猛异常,势不可挡。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停止?对此我一无所知。我觉得要想不从二月革命之前已达到的水平上后退的太远,我们将会遇到重重困难。而且我预测所有人,不管是社会党人,山岳党人,共和党人还是自由党人,全都将陷入威信扫地的境地,直至对1848年革命的独特记忆远去、淡忘,直至时代的普遍精神重新树立起来为止。”–《回忆录》

正当人们想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对他们进行庇护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的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当时距离法国大革命时代还不算久远,在法国农民中拿破仑具有极大的威望,而在城市市民中拿破仑的强人形象和他曾带给法国的辉煌也还记忆犹新。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儿,在拿破仑一世之子死后,他自诩为波拿巴派的首领和帝位继承人。1836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军队暴动,反对七月王朝,失败后被流放到巴西、美国。翌年返回瑞士。1839
年留居英国。次年出版《拿破仑思想》,借以抬高其继承人的地位。1840年在布洛涅再次冒险发起暴动,失败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囚禁于哈姆要塞。在狱中写了《论消灭贫困》,把自己装扮成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846年5月越狱潜逃英国。

1848年6月,波拿巴当选为巴黎、荣纳、科西嘉、下舍朗特议员。9月,返回巴黎任职。他宣称将会调和革命、当局、天主教和自由主义,把外在的荣誉和社会的改良结合起来。1848年12月10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举行总统大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获五百四十三万四千票,击败卡芬雅克、拉马丁当选共和国总统。

接下来,路易.拿破仑花了3年时间聚集力量,他以共和主义者的面貌进行演说,佯装是工人阶级的朋友;他通过批判教皇收买媒体,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英雄;通过支持宗教进行初等中等教育,获得天主教的认可。

1851年12月,议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移走3百万法国人民的投票。路易.拿破仑发动了一场政变;他逮捕议会领导,查封议会;接着,在他的大肆吹捧下,恢复普通选举权,将这次政变提交公民直接投票。反对声音很小,那些逐渐壮大的反对力量也很快被武力镇压。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他们以绝大多数的赞成票认可了这次行动。现在,路易.拿破仑以公众认可的方式实现了独裁统治。(注: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只写到路易.拿破仑政变之前。)

路易.拿破仑还有另一行动。他用了一年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1852年12月,在庆祝政变一周年大会上,他将波旁王朝的王冠戴上自己的脑袋,作为“马背上的人”,骑马进入巴黎,成为皇帝拿破仑三世。这件事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君主政体竟然通过全民选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他在位时,实现了法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这位皇帝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但是,他也赞成工人具有集会反对唯利是图的厂商的权利,工会和罢工是合法的。1873年,拿破仑在流放英国时去世,当时出席他的葬礼的法国人中只有工会会员。

1871年,拿破仑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第二帝国灭亡。但历史并未停歇,它仍旧昼夜不停,滚滚向前。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经历了“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国、两次世界大战、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终于建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它没有“越过拉芒什海峡”,也没有“越过大西洋”,法国的政体不同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不同于美国的民主政体。法国漫长的民主进程证明了:“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
“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

责任编辑:李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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